2017年12月14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东周时代经济考古的一些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罗泰引言，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主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苏荣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钱益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李梅田参与讨论。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

罗泰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著述内容与研究方向，并以面向美国学生开设的“先秦时期中国的美术、技术与经济”课程为线索，陈述了其对东周时期经济考古的理解。罗泰教授从这一课程的具体内容出发，介绍了在具体教学实践中，自己如何引导学生就考古学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对史前文化的考古学遗迹进行梳理后，他提出如下问题：考古学文化能否等同于一个古代民族和社会团体？罗泰教授表示，考古学界不能简单地的从这些物质文化推理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考古学界学者曾就此进行实验，考察非洲地区的物质文化因素分布是否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分布对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无法直接判断二者之间的相合度。

对此，罗泰教授认为，可以将考古学文化诠释为经济现象，即某一种物质文化产品的交流范围。但他同时提到，具体的运行方式还需根据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入分析。这样的现象在青铜时代仍然存在。根据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遗迹，人们可以初步复原出古代人的经济体系，其中就包括了中心文化和地方文化。以陕西遗址等实地研究为例，罗泰教授提到，这些居留遗址曾是当时的政治、宗教等活动的中心，且能够通过陶器、陶窑群的分布情况复原那时的生产制度与交易关系。

接下来，罗泰教授又援引有关交易制度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他表示，这些特殊的交易制度可以被视作中国早期经济情况的参考模式，并告诉我们重新分配的经济制度在实际情况中的运行情况。在商代，其经济制度已远超出原住民时代，且送礼、进贡成为了青铜器等产品的交易运行模式基础。罗泰教授介绍，他曾在教学中引用详细数字，推算出商代青铜器生产时使用的青铜、煤炭资源的数量。

图为罗泰教授发言

基于这些基本考量，罗泰教授进一步对中心地区与外围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分析。他导入经济学领域的世界系统论，并援引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之间的交换关系中，还存在着半外围-半中心区域；外围地区向中心地区提供材料和劳动力，中心地区的成品则向外围和半外围地区扩散——这便构成一种循环。类似的例子还有：商代的长江中游地区曾发现红铜与青铜器、硬陶等工艺品交换的痕迹。

罗泰教授认为，近现代的西方世界之中，这种系统往往是不稳定的，外围地区会被中心地区所吞噬。但商周时期的中国则不同，这种交易关系维持了较长时间，存在情况也比较稳定。以重庆盐巴遗址为例，当地制盐工具留下的痕迹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延续到东周时期的地层。后代研究者则根据器物遗存初步计算了当时的生产量，并认为当时的盐需求量较大，巴人还将其出售到楚国等长江中下游地区。但生产这种资源的社会团体和种群并非中心地区人员，而是现在被称为少数民族的群体。考古人员曾在靠近中坝遗址的长江边发现楚式墓葬，并由此得出以下推论：楚人从楚国到此经商，抑或是巴人从楚国带回了当地的文化现象。

随后，罗泰教授谈论了西周晚期在中国社会史上起到的重要作用。早期的青铜器专家曾表示，该时期的青铜器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体系和礼制体系情况。对此，罗泰教授认为，与之相对的还有经济上的变化，且这种变化关系可从考古材料中得到确证。可由北大考古队在山西曲村的发掘成果推算青铜的铸造数量——西周晚期的青铜器产量大大增加，宗教的改革也为当时的经济生活提供了推动力。

对于东周时期的城市文化，罗泰教授也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罗泰教授认为，中国的城市文明真正形成于东周时期。其时，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功能发生变化——以政治宗教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活动为主；非首都的地方性城市也演变出了新的管理体系。此外，早期的城市基本属于同一族团，但自东周以降，城市范围内的居民成分更加复杂。不同背景的人群在城市中混居，共同从事经济活动。

城市经济背景下的商业化催生了以货币为标志的都市文化。罗泰教授介绍，按照日本当代著名汉学家江村治树的研究结论，货币的流通在春秋晚期以后更加普遍；最先发行货币的是各城市的商人集团，而非国家。江村治树还绘制了不同货币的分布图，反映了其功能方面的差异：一些货币可被用作长距离贸易，另一些则限制于一个国家之内，还有专门适用于军事经济者而非现代意义的通用货币。战国时期丰富的文字遗存（如陶文等）也为研究者提供了都市经济管理等考古现象的信息。

东周时期的都城文化中已出现了大批生产的现象。在此，罗泰教授应用了考古学家从人类学理论延伸到工艺生产专业化的论述，并认为这一论述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创立了相关方面的专业化词汇，这些词汇可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使用。以青铜器生产为例，模具开始应用于生产有几个重要原因：如市场经济的发展、青铜宗教意义的转变及青铜器制造技术的进步等。青铜器不同使用者的需求，也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倾向。其中，铜镜作为一种奢侈品，已开始大批生产，并进入交易市场——这体现了经济生活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变化。

图为论坛主持人李零教授

罗泰教授进而分析了墓葬所体现的社会体系。他表示，我们能够根据棺椁制度、随葬品组合乃至殉人数量判断墓主人的地位。墓主的死亡年龄，也能够反映各自的经济能力，及由此体现出战国中晚期社会平民化程度。相当一部分随葬品包含了金属器物，即平民可使用的小件金属器。由未受到禁忌和限制这点，可推知战国时代也许已产生以消费者为焦点的市场经济——而这与以礼制为焦点的经济生活不尽相同。

最后，罗泰教授简要说明了丝绸之路正式出现前的长距离贸易这一重要的经济现象。目前，学界认同这样的观点，即游牧民族社会也存在农耕现象。在狭义的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国的丝绸已开始外销。而对于秦和波斯帝国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关系，考古学界曾有热烈的讨论，罗泰教授也对这种可能性持肯定态度。

接下来，与会学者就报告内容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进行热烈讨论。孙华教授表示，罗泰教授更多地研究上层建筑的内容，却未离开经济基础，并构建了有关经济考古的系统化研究体系。在世界经济体系理论中，中心地区虽然获得了原料，但获得的对文明其作用的动力因素反而较少，不是输入而是输出文明。

图为孙华教授发言

苏荣誉研究员也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以侯马和安阳地区未发现青铜器的原始模具为例，对罗泰教授提出两个问题：西周和战国时期的铜器是集中生产还是于不同地区生产？春秋时期是否打破了古代青铜器的生产垄断？对此，罗泰教授表示，现在可通过经济人类学等科学方法证明物品的生产地点；当时存在不同地区定做青铜器的可能，但由于研究材料匮乏，相关研究有待发展。

图为苏荣誉研究员发言

李梅田教授肯定了罗泰教授对未来研究的具有启示性论述。同时，在考古遗存的阐释问题上，他认为应抛弃“考古遗存就是文化本身”的观点，并从经济现象等多个角度对遗存予以思考与阐释。罗泰教授关于城市问题的认识也给他带来了很大启发。过去，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存在一些误区，城市内部作坊和商业贸易的重要性被忽视。这要求研究者逐渐消除误区并思考经济因素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思考历史时期的文化时也应注意秦前与秦后的重大差异。罗泰教授表示，他将经济基础视作重要部分，同时也注重文字、青铜器使用等上层文化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二者同时存在且互为补充。

图为李梅田教授发言

韩建业教授同样肯定了东周时期的特殊意义，他表示，过去研究过于重视商代或之后的丝绸之路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的重要性。提及当时的中西交流，韩建业教授介绍了该时期的重要历史背景：东周时期伊始，北方出现半农半牧的游牧民族。南北之间的对抗使信息交流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度，中原文化的衰落也使得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另一方面，先前划定的文化圈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不能仅用经济因素代替综合性的文化考量。对此，罗泰教授表示，他刻意把研究焦点放在社会层面上，就是为了避免将其与政治、经济因素混淆，出现模糊不清的局面；仅透过经济的角度也能得到整个古代中国文明的全体印象。

图为韩建业教授发言

随后，钱益汇教授陈述了考古学研究视角的变化。他表示，东周时期经济学考古要求综合性研究，即出土文献、历史文献以及考古遗物的精细化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可从微观领域扩展到贸易的驱动力问题研究上。同时，他也认为，中心和边缘的理论未必适用于所有的生产门类。王睿研究员则表示为，从经济角度来研究社会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途径——最能触及社会制度也是社会制度最直接的体现。考古工作者换一个角度对盐业考古进行系统考察，赋予新的可解说的材料，能够就此说明更加深刻的问题。

图为钱益汇教授发言

最后，罗泰教授回应了王睿研究员提出的有关商与周的对比问题。他举出了近亲结婚到同姓不婚的制度变化，认为这便于构筑族群之间的团结体系，是政治上的睿智做法。另一关键区别则在于宗教仪式的改变，且西周晚期的礼制改革可能对青铜器生产起到动力作用。由此，原有的特权限制被逐步取消，庞大的政治政权已无法制止市场经济逐渐发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