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下午，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和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上海翻译家协会承办的“郝运先生追思会”在文史研究馆菊生堂举行，以追忆并缅怀去世不久、享年94岁的法国文学翻译名家郝运。郝运生前友好、同仁、亲属，上海文学艺术研究院、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和《法汉词典》编写组、翻译界代表齐聚上海文史研究馆菊生堂；高龄翻译名家吴钧陶和文史馆馆员陈良廷、荣如德等因身体原因也或派代表或写信参会。市文史研究馆副巡视员游伟主持此次追思会，市文史研究馆和市文联领导出席并作讲话。

在追思会的开始，大家一起观看了郝运先生的生平照片与其译作初版时照片，回顾了他70年的翻译人生。郝运青少年时代在国难当头、战乱频仍中度过，先后在南京、重庆、昆明求学；1946年毕业于昆明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1947年任职于南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红十字月刊》。新中国成立后，郝运分别在平明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1958年春因肺病复发，向出版社提请辞职获准，病愈后专职从事法国文学翻译，翻译生涯达七十年。
郝运终生笔耕、名译迭出，译出《红与黑》《巴马修道院》《黑郁金香》《都德小说选》及《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合译）等68部法国文学名著。他强调翻译的原汁原味，翻出原著者的精神、面貌、风格。除法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之外，郝运还曾参与《法汉词典》的编纂，为我国的法语学习者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

追思会现场
深潜译海：郝运的翻译人生

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文学艺术院主编的郝运传记《深潜译海探骊珠》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并被收录于“海上谈艺录”丛书。本书的作者管志华首先发言，回顾了本书的成书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他与郝运的交流往来。管志华坦言，在传记的采访过程中，幸而有郝运的长子郝珉通过电子邮件为他提供了不少的原始素材，郝运的亲属也提供了很多回忆，以及年轻的读者、图书馆的朋友则为这本传记提供不少信息、书籍和资料；此外，郝运还找出了自己翻译年表的原始版本，并进行了多次核校。这些都为这本传记的写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支撑。管志华感叹，“郝运的翻译人生是度过一重重困境，闯过一道道关隘，披荆斩棘，他的传记不过是“冰山一角”。书虽还不完美，但郝先生生前见到足以欣慰。”

上海文学艺术院文献编辑室主任陈志强介绍了“海上谈艺录”丛书的策划以及《深潜译海探骊珠·郝运》一书的筹备过程。据陈志强介绍，上海文学艺术院与上海文化出版社合作出版、制作“海上谈艺录”丛书，十多年来已经出版、介绍了四十多位艺术家的生平事迹。陈志强补充说，在郝运传记的采访过程中，原解放日报高级编辑司徒伟智和徐甡民作为顾问提供了诸多帮助，他们与本书作者管志华一同对于框架结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完善。陈志强回忆起这本书正式出版的时候，他将书送至医院，郝运先生看到后非常高兴。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罗英则谈到了这本传记的内容及其编辑工作。罗英首先代表出版社向郝运及其家人表达了感谢；在她看来，管志华所作的这本传记完美地呈现了郝运的一生，全面又立体地呈现了郝运先生的形象。罗英回忆起郝运时，谈到他虽然译著等身，但为人始终谦和真诚，对后辈总是给予谆谆教诲。据罗英介绍，出版社让一位同样是译者的编辑来负责郝运的传记，这是他们一个精心的安排。她坦言，做“海上谈艺录”丛书的过程，对于负责的编辑来说同样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能够负责郝运的传记编辑工作，她感到荣幸。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翻译编辑黄雅琴是郝运译作签约再版的责任编辑，她在谈到自己与郝运先生的故事时，一度哽咽。黄雅琴回忆起，郝运总是保持着老派文人的谦和、亲近和仪式感；即使因病腿脚不便，郝运仍然每次在她拜访后坚持送她下楼、在她寄样书后亲自回信感谢、和夫人一起请她吃披萨等等。黄雅琴感叹，这些细节让她每每感受到老先生对她的信任与亲近；她说“我真的感到很荣幸，作为一个晚辈能和郝老师相交十年，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他是低调，何谓知足常乐”。在谈及《法汉词典》时，黄雅琴表示现在已经难以想象，当时完全依靠人力查资料、制作词条的工作过程；而这部辞典对于包括她自己在内的中国法语学习者来说，犹如《圣经》般重要。

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黄昱宁代表上海译文出版社向郝运致以哀思，向郝运家属致以慰问。黄昱宁表示，郝运老师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代翻译家的美德；追思郝运老师，也是回顾历史，对照现实的契机。在她的印象里，郝运的为人总是低调又乐观，她也更多是通过文字认识郝运、熟悉郝运。关于郝运这个笔名，黄昱宁介绍说，“他的笔名也是这种性格的写照，他一直觉得这辈子是交了好运的，能够从事文学翻译是幸运的。”黄昱宁还向大家讲述了郝运的求学故事，据她介绍，郝运当时在经济系、中国文学系和法国文学系中选择了法国文学系，郝运多年以后对此解释说，学好一门外语，就在文学道路上多了一根拐杖。而郝运首次的翻译尝试，就是大学求学期间翻译的《马赛曲》；歌词经过闻一多的润色之后，在大学校园里传唱起来。黄昱宁说，就是因为这个契机，郝运开始将翻译作为一生的目标。关于翻译的方法和态度，黄昱宁记得曾有人问郝运“什么是好的翻译”，郝运的回答是“读起来舒服”，这个质朴的回答正是郝运对翻译的初心；黄昱宁说，正是这份初心，让中国读者认识了司汤达、法朗士、大仲马等等法国作家，在中国翻译史上，郝运的名字和译作将被永远铭记。

资深翻译家郭振宗也回忆起自己和郝运的故事，他补充说，郝运为人非常谦和、亲切，但有时也很刚直，对不好的现象会认真严肃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作为俄国文学翻译家，郭振宗说起自己常在俄语作品中接触到法语，因此他曾经请郝运教他法语。他说：“我请老郝教我读法文，他马上就答应，而且每个礼拜一对一的上课。所以我们当时就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了。”据郭振宗介绍，上世纪80年代时他与郝运一家住在同一条路上，在散步的时候会聊些家常，两家人彼此很熟悉。对于郝运的过世，郭振宗沉痛地说，“我们有60多年的交情，感情一直都非常好。但愿老郝在天上安息。”

郝运先生
名译迭出：一代人的文学记忆

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冯涛接着发言，他说自己今天仅以一个普通的读者、崇拜者和后学的身份来表达对郝运先生的敬意。他回忆起自己与文学最初的接触，便是阅读郝运这一代翻译家的译著；初三时，他在新华书店买到“网格本”的《帕尔马修道院》，第一次与郝运的翻译文字相识。据冯涛介绍，郝运也曾在新文艺出版社做过文学编辑，他作为前辈和后来包括冯涛在内的年轻一代编辑成为忘年交；他爱和年轻人聊天，听年轻人讲话。在说起这些交往的片段时，冯涛十分动容，他说：“将我们小时候读的那些书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这一辈老先生，现在想看的话真的是看不到了。这让人想起来感到非常难以描述，是非常沉痛的一种感觉。”

自由作家、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章乐天以藏书为线索为大家讲述自己和郝运先生的故事。章乐天坦言，他与郝运没有过当面的交流和交往，但是通过郝运的藏书认识了这位翻译家。他说，这些藏书中，他最常看的是法郎士的作品《诸神渴了》。这本书于1982年出版，其中的铅字繁简体混排，字体有棱有角，纸的味道也很特别。诸如此类的书，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让他了解着郝运先生。他特别提到，郝运的译者序很有特点，尤其在那个时代，一种“不落窠臼写作”的译者序是很独特的。更重要的是，在译者序的行文中，郝运总是能将所有人的性格以及他们最紧要的故事情节提炼出来，这让章乐天感到叹服。他说：“他在写到其中的一些小说里面的重要的角色的时候，他真的能够把这些角色他们做过的一些点滴的事情给放大，然后把另外一些纯粹为了推动情节的事情给忽略。他做的这样的提炼，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导读。”

复旦大学法文系主任袁莉从自己的角度讲述了对郝运的回忆。她与郝运作品的初次接触，同样是《帕尔马修道院》；而他对郝运翻译观念深入了解的契机，则是1995年的《文汇读书周报》与南京大学翻译中心合作发起《红与黑》大讨论。据袁莉介绍，郝运说自己始终不敢好高骛远，始终追求一个目标，把读到的法文好故事尽可能不走样地讲给中国读者听，“绝不会用粉皮代替海蜇皮”。袁莉坦言，她越来越感到郝运的翻译主张很先进，用另一位法国思想家的话说就是“还译为异”，不强制、不敌视，更不试图征服译者，而是去触碰译者；郝运以开阔的胸怀进行思考和转化，通过自己的译文改造着中国的本土文化。对于郝运传记《深潜译海探骊珠·郝运》一书，她说：“今天我特别要感谢管志华先生，（将郝运的一生）娓娓道来，我读下来有滋有味。”

十年一剑：《法汉词典》背后的故事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美华着重讲述了《法汉词典》的编写经过和编写往事。据她介绍，这本词典从1969年7月起开始编写，当时参与的多数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一次讨论会上，郝运精确地指出了编辑词典的方法，给了当时大多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很大帮助。王美华说，词典的每个词条都经过多人的反复打磨，最后每个词条都变成了一个枝繁叶茂、托着中间一朵红花的“小盆景”。王美华提到，她还为这本词典写过一篇文章，叙述那一段不为人知的奋斗史，题为《法汉词典背后的故事》，后来在《世纪》杂志发表。她还接着讲到郝运获得2015年度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后的趣事，据她回忆，郝运当时向她感慨地说，“我们词典组真是一块群星璀璨的园地，在词典组的十年，是有最有幸福感的十年。”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将自己与郝运的缘分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她用的第一本《法汉词典》便是郝运先生与翻译界同行共同参与编纂的那本。后来，她通过整理、阅读郝运的信件，深入了解了郝运对于翻译的态度。据袁筱一介绍，郝运的翻译观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郝运认为应该将原著通过翻译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译者自身不应该过多以自我为中心。袁筱一说，这一点给她非常大的教育，译者应当有自己的追求，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呈现，这种精神在今天更是难能可贵。在她看来，“现在我们做文学翻译，如果没有这一点精神，其实是做不下去的；我也希望我们作为后辈，能够守得住郝运先生的这种精神。”
当年与郝运一起编写词典的好友沈谷裕讲述了自己通过编纂《法汉词典》和郝运相识的过程。他介绍，他毕业于哈工大电子机械工程专业，以《法汉词典》为机缘，结交了很多朋友；郝运则是给他启发最多的一个。他说，郝运的精神，以及其对法语的孜孜追求，对他影响很大。

煮字蒸句：建立西方文学和中国交流的桥梁

上海文联专职副主席沈文忠对郝运先生的翻译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郝先生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翻译事业，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经典文学翻译作品；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沈文忠从担负历史使命、追求德艺双馨、艺术创新创造、高尚职业操守等方面向年轻翻译工作者提出要求。他说，今年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老一辈艺术家的功绩不会被后人所遗忘，他们的作品将在历史长河中越发熠熠生辉，为人民所喜爱，被人民所牢记，新中国将永远铭记他们。

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沈飞德在追思会上对郝运先生的翻译人生作了简短的回顾，认为郝运的翻译生涯经历了四个时期：民国、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经历了三个境界：职业境界、事业境界、把翻译视为生命的境界。他说，郝运先生作为文史馆馆员，对工作自有一种责任、一种担当，对事业更有一种追求、一股精神，他一生从事文学翻译，他的人生脚印浸透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煮字”“蒸句”生涯中。他不求名利的职业操守、谦和温良的处世之道，对工作尽责尽心，对译作精益求精，为我们竖起一座精神丰碑。郝老的道德文章不愧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的称号。

追思会上，郝运先生长子郝珉代表亲属最后致答谢辞。他说：“我代表我们全家、大陆亲戚包括天津静海老家、台湾以及海外几代人，向市文联、市文史研究馆和上海翻译家协会，在我父亲去世后即举办这么庄严隆重的追思会，表示衷心感谢。” 郝珉忆起父亲让他看《活页文选》、给他教法语的往事，他感慨地说，“（我父亲）这一代人真是不容易，有些专职译者并没念过大学，是自学成才的。人们一直说我爸很低调，实际上这代老翻译家都低调；他们就是一边学边实践的。他们都互相帮助，有什么翻译的问题互相推敲、切磋。他们建立了一座桥梁：那就是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化交流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