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在芷兰斋
韦力先生是中国藏书界的一个传奇，堪称“中国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收藏家”，被誉为中国当代藏书“第一人”。
虽然这个名字在古书收藏领域声名鼎鼎，韦力本人其实并不是高调的人。名字出现频率高的原因，大概要归于他实在异常勤奋：写得勤奋，走得勤奋，个人公众号“芷兰斋”也更新得勤奋——于是人们隔空，单从那些各家出版社的各色古色封皮上，从圈子里隐隐约约的谈资中，也能草蛇灰线一般觅到他的踪迹：韦力去寻访古代藏书楼了、去寻访古代藏书家的墓了、去寻访当代藏书人的书房了、去拍卖会上“抢”书了、去研究哪处藏的古书了……
韦力说，他是个“挺疯狂的人”。他总结说他现在做的是两类事情，一类是“和书有关的一切”；另一类是“和传统文化有关的一切”。
对于媒体称赞他“藏书第一人”“民间藏书最多”等评价，谦虚的韦力并不认可这样的说法：“又没进行过评比，怎么证明我第一别人第二呢？”又开玩笑道，“大概是因为这二十多年一直都在买买买，在别人心目中就是个‘傻买’的形象吧。‘最多’只是个形容词，别把话说满了。”
韦力在芷兰斋
这种“傻买”是怎么开始的？韦力曾努力回忆出了很多个版本。但真正的源头，他一直没想清楚。“天性吧，天性对某类东西感兴趣。爱好不太是后天能培养的，后天可以培养冷静的学者，但不能培养爱好。”
要说入门，爷爷、胡玉璞、黄永年都是领他进门的师父。
“我爷爷是秀才出身，家里没人看我，就把他从四川老家接来了。他经常给我讲些老故事。‘文革’后期批林批孔，中央印制了一批《水浒传》，封面上印着括号供批判用。我们家有一些这样的书。印的是繁体字，我首先就不认识那个字。回家就问我爷爷，天天说‘水壶转’，为什么我们家的水壶从来不转？爷爷就给我讲水浒的故事，我才觉得原来历史这么有意思。”
韦力是院子里的孩子头，听了爷爷讲的故事后就开始召集小朋友。“他们也特别爱听，我就发现人是天生对故事和历史感兴趣的。”小时候零食少，小韦力让大家回去偷吃的来给他换故事，非常成功。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它让韦力认识到，知识原来是这么有用的东西。
《古文渊鉴》
韦力18岁时，古籍书店恢复了。他在那里看到一套五色套印的《古文渊鉴》，是康熙五十四年故宫里刻的，好看极了，卖80元，是书店里最贵的书。“它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我每天上学放学都看一眼它还在不在。天天和家里骗钱，说学校要交各种费。父亲、母亲工作都特别忙，没时间给我做饭，每天给我5毛钱。我就吃两个馒头，1毛钱；一碗粥，5分钱；一碟小菜，2分钱，所以每天1毛7，省下的钱就攒着买书。”
这样凑了几个月，凑够了，特别高兴去买书。“店里的人特别吃惊，这么贵的书还有人买！‘要不给你打九折？’那也是我头一次知道书还能打折。”那也是韦力买的第一部像样的古书，同时让他意识到好书必须有钱买。
在天津工作时，韦力遇到一位老先生，在版本鉴定方面给了他很大影响。“有个书店叫文运堂，我在那儿买了好多书。里面有一位80多岁的老师傅，叫胡玉璞，出身于琉璃厂藻玉堂。老先生眼光很高。我那时30岁左右，他管我叫孩子。有一天他说，孩子，你别买了，花的钱太多了，喜欢也要买有价值的书。他把我带到一个小屋里，在灯光下告诉我什么是好书。我问这一本多少钱？他说两千块。我说怎么这么贵呀？架子上的才200。他说，买东西好为第一，便宜了不是追求，没有用。”后来老先生一路带着韦力买，“慢慢地我就懂得了。”
黄永年
在学术上对他有影响的是黄永年。“黄永年是童书业的女婿。他当年被打成右派，后来北大找不到讲目录版本学的人，就又把他请来，于是我认识了他。他对我有很多教益。他让我明白了书要从学术史角度来收藏，并不只能说东西好不好，稀见不稀见，他认为玩赏的路数是不对的。书应该和学术史有关，而在学术史上重要著作的重要版本才是追求的目标。这个观念对我影响很深，慢慢地我也偏重于他的古文经学派的学术观，以这样的书作为自己收藏的重点。”
韦力说，当年他没有读过这类书，问过很多幼稚的问题，黄老先生会写十几页的信回答。
韦力
在古书堆里摸爬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韦力才慢慢摸出了些门道，对外行人讲起来也清清楚楚。他说善本有“三性”，即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而在这“三性”方面，最有价值的是宋元刻本，因为宋刻本是现代印刷物之祖，宋以前的古书多以写本流传，虽然唐代就出现了印刷术，但真正从写本时代过渡到刻本时代，是在宋代。
“宋刻本好，不是因为时间古，而是和汉语语言系统有关系。汉语是表意文字，历代流传下来有很多错讹。宋刻本最接近写本时代，最接近原作者的思想原貌，历代都是参考宋元刻本来校勘文献的，文献学意义很大。而且宋刻本很漂亮，一出现就是高峰。现在宋刻本多数在公共图书馆，民间流传很少，每次一出来价值都很高，连残缺册也得百万以上。”韦力自己现在收藏有宋刊本20余种。
“藏”和“书”两个字最先挨在一起，成为一个词组，来源于《韩非子》中的一句话：“知（智）者不藏书。”韩非子说，有学问的人平时不用藏太多的书，韦力于是反问自己道：“我是智者吗？”想想又说：“好像也不是。”给自己这样一个定位后，藏书反而更加自然而然了。韦力自认才能一般，因为机遇有了一些钱，实现了一直以来的夙愿。“如果另一个人有我这样的机遇，会搞得更好。”
韦力先生追踪古迹、阅读古书与写作之勤、著述之丰令人惊叹，他不同寻常的寻踪探源之路和持续高产持续创作的状态，让所有熟知他的人和不熟悉他的人都心存敬仰。这次，他将目光投在了古旧书店——
韦力将这些年寻访国营古旧书店、国内特色私家古旧书店、访全国各地各地古旧书街的所见、所感与所思，集结成这套“芷兰斋书店寻访三部曲”，以藏书人的专业，读书人的风趣，爱书人的深情，讲述当代古旧书业故事。他以自己的视角一一记录国内的旧书店和书街变迁的历史，他和书界人的交往趣事与买书故事，寻访时所拍下的书店如今的面貌。处处可见作者对古书之爱，对旧书店如今生存现状的隐忧。是对新时代旧书店的生存状况一次全面深入的走访记录。
本周日，藏书家韦力将来到先锋书店与南师大教授王锷进行对谈，分享他这些年与古旧书业的故事。让我们跟着韦力先生寻访古旧书店。
古书、温情与掌故
——跟韦力先生寻访古旧书店
时间：2019年2月24日（周日）14:30
地点：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广州路173号）
嘉宾：韦力 王锷
主办：中华书局 先锋书店
参与方式：活动免费 无需报名
嘉宾介绍
韦力
芷兰斋主人，著名藏书家，故宫博物院兼职研究员。浸淫古书三十年，专精版本目录之学，私家藏书当世无两，致力于藏书与藏书家研究。著有《芷兰斋书跋初集》《芷兰斋书跋续集》《失书记得书记》《古书之爱》等。
王锷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于古文献的整理、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有《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礼记版本研究》《礼记汇校集注》等。主持“学礼堂访谈录”。
相关书籍
《书店寻踪》
著者:韦力
ISBN:9787101134292
出版年:2018-9
出版社:中华书局
《书坊寻踪》
作者:韦力
ISBN:9787101134285
出版年:2018-9
出版社:中华书局
《书肆寻踪》
著者:韦力
ISBN:9787101134278
出版年:2018-9
出版社:中华书局
藏书家韦力先生以爱书之心，凭一己之力，爬疏历史资料，走访古旧书店，与谈旧书店主，将其所见、所感与所思，集结成这套“芷兰斋书店寻访三部曲”，从私家古旧书店、古旧书市场与国营古旧书店三个不同角度，完整展现了当下中国古旧书业的现状。文章不仅记述了各家书店的创办始末、经营状况和库存菁华，同时还记录了来往与坚守在古旧书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彼此交游之掌故，文字风趣，图片丰富，读来既可拓宽眼界，又可作为“古旧书寻访指南”，按图索骥。
《书店寻踪：国营古旧书店之旅》 寻访对象是国营古旧书店。中国历史上具有悠久传统的私营古旧书店，自1952年公私合营之后，纷纷并入各地的国营古旧书店。以国营体制开办的古旧书店，不仅在世界书业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对历史典籍的保护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些国营古旧书店在成立之初，曾兴旺一时，后由盛转衰，其中尤以北京的中国书店和上海的上海书店为代表。韦力先生以爱书之心、嗜书之癖，一一走访了这些式微中的书店，兼以旁搜博采，探讨衰落根由，记录历史痕迹，呈现出世界古旧书流通史上一个独特篇章。
《书坊寻踪：私家古旧书店之旅》 汇集了韦力先生走访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26家特色私家古旧书店的旅程记录，包括孔夫子旧书网、布衣书局、毛边书局、文学山房、淘书斋、茉莉二手书店、神州旧书店等等。各色的古旧书店，多样的经营风格，琳琅满目的好书好物，来来往往的趣人趣事，都在韦力先生笔下一一呈现。
《书肆寻踪：古旧书市场之旅》 是韦力先生对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香港、台湾等地的古旧书街寻访的记录，以古旧书店的历史和现今状况为中心展开叙述，能够管窥当今古旧书市场的状况。
精彩试读
《书坊寻踪：私家古旧书店之旅》序言（节选）
谁是中国的第一位旧书商，历史资料未见记载，而关于中国最早的旧书店，褚树青在《民国杭州旧书业》一文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书肆业，古已有之。据文献记载，汉时就已萌芽，至宋元而备盛。”
可惜这样的记载没有点出第一家旧书店的名称，然后褚树青在文中跨过宋元直接讲到了明代，举出的例子则是明末的汲古阁主人毛晋，他认为正是毛晋张贴布告征集宋版书，由此而将中国的书业作出了两分法：“高额的利润，使得以营利为目的的书贾队伍，旋即分化成两种经营方式：一为重营当代刻本者，一为专贩宋元旧椠者。后一种书贾经营即成为现代意义的古旧书业了。”
汲古阁刻本
是否将中国新旧书业的分水岭定在明末，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但从明中期开始，古旧书业确实兴旺了起来，然而此行业的经营跟新书的区别较大，经营新书者无非就是低买高卖，在其他方面用不着费太多的心思，而经营古旧书业者则不同，从业者需具有丰富的目录版本学知识才能在此业中讨生活。正是这个行业的特殊性，使得一些旧书业店主成为了目录版本学界的行家。张祖翼在《海王村人物》一文中举出了这样的例子：“至书肆主人，于目录之学，尤终身习之者也。光绪初，宝森堂之李雨亭，善成堂之饶某，其后又有李兰甫、谈笃生诸人，言及各朝书版、书式、著者、刻者，历历如数家珍，士大夫万不能及焉。”
海王村旧书摊
经过多年的修炼，一些书商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水准超过了许多读书人，以至于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老贾善于贩书，旧家富于藏书，好事勇于刻书，皆博雅名流所与把臂入林者也。礼失求野，其闻见亦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访也。然其人不过琴工碑匠，艺业之得接于文雅者耳。……横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横’，以佐君子之‘纵’也，君子亦不没其所资之‘横’也。……”
正是由于古旧书业的特殊性，产生了多位书商中的目录版本名家。北京的琉璃厂乃是中国古旧书业最著名的集散地，在民国年间，文禄堂主人王晋卿、通学斋主人孙耀卿及邃雅斋主人董会卿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因为这三位的字号中都带一个卿字，故被业界尊称为琉璃厂“三卿”。这其中的孙耀卿就是《贩书偶记》的作者孙殿起，而他所编纂的这部书直到今天都是业界研究清代出版物的必备书。
《贩书偶记》
对于旧书店主在这方面的勤奋好学，郭子升在《琉璃厂的古旧书店》一文中写道：“古书店的主人多是学徒出身，尽管读书不多，但由于经常与书打交道，用心钻研，大都精于版本目录学。有的还博学多才，著书立说。不仅与专家、教授有共同语言，很多还是要好的朋友。书店的经营作风多数是规矩的，对待客人是诚恳的，利润也是合理的，这是琉璃厂的一种好风气。”
琉璃厂书商 / Hedda Morrison 摄
虽然古旧书业有如此的特殊性，但毕竟贩书也是一种商业经营，其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书是特殊的商品，购书之人大多是学者文人，书商赚取这些人的钱显然会令这些人不满。比如周越然在《余之购书经验》一文中称：“余之老练，余之谨慎，终不能敌书估之刁顽，终不能防书估之虚伪也。”
“书估”即是书贾，将书商称为书估究竟是褒是贬，周越然在文中解释了他的观念：“‘书估’者，售书人也，恶名也，另有美名曰‘书友’。黄荛圃题识中两名并用，但有辨别。得意时呼以美名，爱之也；失意之时，则以恶名称之，贱之也。本篇通用‘书估’，以括全体，无尊之之意，亦无恨之之心。篇中有骗书、骗钱、打骂顾客、旧书‘典当’等等故事，想阅众皆未之前闻也。”
…………
改革开放后，中国古旧书业再次迎来了春天，在“文革”中抄家时被抄走的书大多数得以返还，而这些书因为各种原因又再次流入了市场。根据相应的政策，各地渐渐出现了一些旧书摊，若干年后，这些旧书摊有的变成了古旧书店。从1956年合营时消失的私人旧书店又再次出现在了大街小巷之中。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再次兴起的私人古旧书店，如其他行业一般有起有落，这样的起落除了受正常的商业规律影响外，同时与网络的冲击有关。有不少的人喜欢网上购物，而不愿意再到旧书店去费力淘书。此外，阅读习惯的改变，使得一些年轻人喜欢电子阅读，这也对纸本书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
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的爱书人士喜欢看得到摸得着的纸本，而对有着历史痕迹的古旧书则更多深情的偏爱。以我的感觉，这样的偏爱并非仅仅出于怀旧心结，更多是因为纸本书尤其是古旧书能给爱书人心理上的愉悦。尽管网上购书带来了一些便利，但到实体店翻阅那些纸本所伴随的意外之喜，这是网络购书所不能给予的，想来这也正是旧书店存在的必要性。
香港西洋菜南街乐文书店 / 韦力 摄
有人把古旧书行业视为夕阳产业，我不想展开这样的讨论，毕竟社会处在巨变期，科技的加速度发展，使得很多历史经验不再值得借鉴。因此我也不知道旧书业的未来究竟在哪里，但我觉得人们对快乐的追求决不会改变，而古旧书店的存在乃是爱书人最主要的快乐源泉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论，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爱书人的存在，那就应当有古旧书店的一席之地。
台湾牯岭街书香城 / 韦力 摄
近些年来，我陆续访问了一些既有特色又有影响力的古旧书店，而后我将所见所感写成了一篇篇的小文。如今，将这些文章汇为这本书。当然，我去过的旧书店毕竟是现实存在中的少数，因此我不能说这些旧书店代表了整个中国古旧书店业的整体状况，然而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书店却足膺窥一斑而知全豹一说，它们至少代表了当下古旧书业的喜怒哀乐。而我的古旧书店之旅也并不会因本书的结集而止步，我还会继续地走下去，去探访更多有特色的私人书店，想以此来记录下社会转变时期的私人古旧书业实况。
韦力序于芷兰斋
2018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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