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四十年回顾与展望暨首届版本目录学论坛在上海举行

来源:籍合网 类型:会议/学术活动资讯 日期:2018年11月13日


2018年11月10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中文系、中华书局、籍合网共同承办的“古籍整理四十年回顾与展望暨首届版本目录学论坛”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有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西安、南昌等地的专家学者参与,围绕古籍保护与数字人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两个主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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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现场)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长顾红亮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他主要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和研究的情况,并对出席这次会议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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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台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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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藏》成果展)


在开幕式上,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先生发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与进展”的演讲,首先,他以《子藏》为例介绍了古籍再生性保护工作的意义和古典文献学专业对古籍整理工作的贡献。然后,他介绍了“中国古籍保护计划”近些年所做的工作:1.建立古籍保护工作体系和制定相关法规等;2.开展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3.保证国家文化安全,开展古籍再生性保护工作;4.培养古籍保护人才,建立古籍保护学科;5.普及推广,变小众事业为大众事业。最后,他谈了中华古籍资源库的情况,并介绍了国家图书馆古籍数字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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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先生在演讲)

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先生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题为“古籍整理四十年回顾与展望”的演讲,顾青先生表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虽然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但其成绩斐然:新版古籍出版数量大幅度提升,并渐趋适度、稳定;新版古籍的学术质量提高,体现一代学术水平的成果集中出版;古籍整理出版总体布局进一步扩大,古籍整理选题范围拓宽;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培养成绩显著;古籍出版力量进一步壮大和充实;全国范围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和协调,逐渐显现出主导作用。同时,他也认为古籍整理出版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第一,清理总数,分清档次,完善和落实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第二,评议已出版的古籍图书,推荐古籍整理新“善本”,减少重复出版和资源浪费;第三,强化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监管,全面提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整体水平;第四,优化古籍整理图书结构,实施精品战略,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第五,古籍需要联合,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第六,要加速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数字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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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先生在演讲)


开幕式之后,全体参会人员分为两个小组进行讨论。


古籍保护与数字人文分会场代表们均认为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之后,各馆的古籍存藏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古籍保护和修复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江西省图书馆建成新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的古籍馆正在兴建中、复旦大学也正在规划选址建设古籍馆。复旦大学在古籍保护方面力度很大,设立了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培养古籍修复专业的博、硕士生。北京师范大学也在2013年将古籍移入新馆的古籍书库,并安装了恒温恒湿的设备。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均申请并挂牌成为国家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下设的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


     除了重视原生性的古籍保护,各馆还加强了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在古籍普查、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开展古籍的整理影印工作。除了支持《中国再造善本善本续编》的出版,提供底本外,各馆还各自策划选题,影印出版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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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图书馆党委书记徐洁在主持小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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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图书馆副馆长何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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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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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李丹)

 

古籍数字化是古籍保护新的技术手段,同时古籍数据库中的各种检索、下载、复制、加工的功能也为读者阅读使用古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浙江图书馆目前已启动了浙江图书馆古籍资源总库、浙江历史文献数字资源总库、浙江地方文献缩微资源总库、中华古籍总目浙江卷、哲学文献中心总库等数据库的建设工作。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馆也都在开展古籍的数字化工作。在讨论交流中,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阎琳指出了目前国内图书馆在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古籍原件损坏、重复建设、产品生命周期短、应用范围不广等问题,并介绍了牛津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早稻田大学、莱顿大学等单位数字化工作的经验。


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康宁临副总经理除了介绍中华书局数字产品《中华经典古籍库》外,还介绍了中华书局古联公司正在建设中的籍合网,以及籍合网建设秉持的开放共建理念。籍合网将其研发的有关数字化的技术工具以及用于校勘的底本资源同时在网上向读者开放,并招募志愿者,使大家可以在线上共同参与中华古籍的整理。


蔡迎春副馆长还向大家介绍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中心的情况。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根据自身情况,将文献保护与整理从古籍延展至民国文献,组建了民国文献整理研究的团队,开展民国文献的清点、项目申请、整理出版、保护修复等工作,并在业内取得较大反响。


张志清副馆长在会上通报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民国文献保护中心的下一步要开展的工作,表示民国线装书的普查将纳入普查工作中。同时鼓励大家积极参与中华古籍资源库的资源建设以及向社会发布工作,希望大家密切关注数字人文的进展并努力参与其中。张志清副馆长还高瞻远瞩,从保护国家文脉的角度,建议各馆从战备库建设的角度,重视馆藏古籍善本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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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在第一分会场上发言)


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分会场共有13人发言,可分成四个专题:


     1.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沈乃文教授首先结合《版本目录学研究》编辑出版的历程,谈了自己在高校从事古籍保护整理的艰辛;其次,肯定了2007年以来古籍保护工作启动之后,对相关文献进行影印,减少了对古籍原本的频繁使用,一定程度了减少了对古籍原本的损坏,但一些影印文献在底本的选择上,还是存在着不少失误;再次,对商业拍卖过度介入古籍收藏,为了哄抬价格,过度吹捧某些古籍价值的现象,进行了批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吴平研究员将改革开放时期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回顾与总结:1978年——1991年为快速发展时期,1992年——2006年为平稳发展时期,2007年至今为做大做强时期。整理出版了〈金文大字典〉、〈古文字诂林〉、《朱子全书》、《顾炎武全集》、《王国维全集》、〈庄子纂要〉等代表性成果,并从版本选择、编纂体例、学术创新等方面,介绍了《子藏》工程中所做的编纂、整理、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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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吴平研究员)


上海古籍出版社查明昊先生,则从古籍出版的角度,把1978年以来的古籍出版分成三个阶段:1978年——二十世纪90年代初,古籍出版的恢复发展;二十世纪90年代初——二十一世纪初,古籍出版的艰难转型期;二十一世纪初——现在,古籍出版的快速发展乃至繁荣期。针对每一个阶段,梳理出其中的代表性事件和相关数据,分析其原因。在重点阐述了当前古籍出版繁荣的各种表征后,也从古籍出版进入深水区等四个方面,谈了可能影响古籍出版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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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会场现场讨论)


     2.文献学理论探讨与建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陈江教授结合自己的教学科研实践,提出两点看法:一是现在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文献使用的能力在下降,应加强对学生阅读文献、使用文献能力的培养;二是当前的古籍整理著作,有相当部分质量不高,所以在使用相关文献时,要注重挑选,必要时使用刻本。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戴扬本教授对当前文献使用中的两个倾向,提出了建议:一是古籍数据库的出现,给学术研究和考证工作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数字检索、系统分析不能代替专家学者对相关文献的进一步阅读和分析。一些学者简单地利用了数字检索、系统分析的结果,而形成了一些与真实情况恰恰相反的结论。二是文献使用中,要注意避免孤证;同时,要从书籍、文献流布的过程中,来理解异文现象。对异文要分层级,手误产生的“异文”,刊正即可;要注重学术大家们“学术勘误”性的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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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戴扬本教授在主持小组会议)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黄政老师,结合本科文献学教学实践,建议从制度史、知识线索、新出资料、新近研究成果等四个方面,对当前的文献学教材进行改进。


9.jpg(第二分会场现场讨论)


     3.版本目录学具体问题的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江庆柏教授,从四个方面,谈了对“四库学”的看法:一是全盘肯定或否定《四库全书》的看法都不对。他以《四库全书》保存了相当部分不见于《永乐大典》亡佚材料的现象,指出《四库全书》在保存文献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二是《四库全书》中的“同书异文”现象。我们以前只看到了《四库全书》为避讳而篡改文字的现象。但我们发现,不同版本的《四库全书》中,存在“同书异文”的现象,此改彼未改;同一版本《四库全书》中,会出现别集改而总集未改的情况。三是要从前《四库》本——《四库》本——后《四库》本这一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四库》本在版本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四是简单介绍了当前“四库学”专门研究机构及其研究状况。


     陕西师范大学瞿林江老师的《南宋刊十行本〈尔雅注〉考略》、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吴建伟先生的《敦煌遗书中三论宗有关的〈法华经〉注疏写卷叙录》和中华书局古联公司杨德乾先生的《〈战国策〉版本源流考兼谈四部丛刊本之底本》,均通过对具体文献相关版本的仔细比勘梳理,推进了相关文献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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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江庆柏教授)


     4.其他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石立善教授结合自己从事日本汉籍收藏和研究的实践,一是把日本“汉籍”扩大为四类:日本传存的中国抄本、刻本;日本人抄写的中国典籍;日本人用汉文编写的中国典籍注释、考证等著作;日本人用汉文编写本国文史典籍及相关著述。认为前两者属于日本对中国学术的“横的移植”,我们目前主要注重对第一类的研究 ,对第二类略有涉及。后两者则是日本对中国学术的“纵的继承”,目前鲜有涉及。二是日本“汉籍”的回传分成清中叶——清末、清末——民国、民国——1980、1980——2000、2000——现在等阶段,概述了日本汉籍回传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影响与贡献。第三,批评了汉籍回传中的不注重版权、选择不精等乱象。


中华书局古联公司洪涛先生则从产品、平台、生态等三个层面,对古联公司的现有产品、发展布局作了一个全面的介绍,赢得了与会人员的高度关注与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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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古联公司洪涛总经理在演示文稿)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叶宪允副研究馆员,则从“书藏”这一人们关注不多的名词出发,结合对灵隐书藏、焦山书藏的具体考述,揭示了近代江南藏书文化的变迁,以及“书藏”文化对后世藏书机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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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会场)


本次会议全面回顾了40年来古籍整理工作和版本目录学的发展,并对今后的研究、教学工作进行了展望。此次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吴平研究员发起,对于推动古籍整理和版本目录学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古籍整理和版本目录研究,目的正在于为人们提供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经典好书,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得以了解自己国家的精神传统和文化血脉,以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回顾改革开放时期古籍整理和版本目录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总结经验与教训,展望未来,可以增强文化自信,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