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小组成立60周年座谈会现场。

　　8月28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古籍小组）成立60周年座谈会在云南昆明召开。来自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的百余位出版人与学界代表汇聚一堂，共祝这一花甲之喜。

　　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古籍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有了专门机构和统一部署，也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全面起步。

　　60年来，在古籍小组的统一部署、整体规划下，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3.6万种古籍整理图书中，有近90%的古籍图书是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的。近些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古籍图书出版质量与数量大幅提升，每年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有近1800种，其中学术类古籍图书800种左右，普及类古籍图书1000种左右。

　　成就的取得，无疑映射出60年来古籍小组在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其中的故事，更成为今天的美谈。

　　催生高校首个古典文献专业

　　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教授杨忠认为，古籍小组的成立，之所以是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事业起步的最重要标志，就在于体现了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古籍小组的成立，表明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第一次在国家层面成为自觉行为，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学者散漫无序的个人行动。也表明我国古籍出版工作有了专门领导机构，有了具体的规划，有了努力奋斗的目标。另一方面是，古籍小组催生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古典文献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设立。

　　分析当时背景，杨忠认为，1958年有了古籍小组，有了出版规划，国家古籍整理人才欠缺问题也随之而来。1959年，在郭沫若、翦伯赞、魏建功、吴晗、邓拓、金灿然等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中文系设立古典文献专业，从长远看保障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人才得以储备。

　　然而，这个高校首个古典文献专业的成长却起起伏伏。杨忠介绍说，10年“文革”使古籍小组的工作、“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和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人才培养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虽然在1972年中央指示北京大学恢复古典文献专业招生，但是1978年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校文科工作会议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古典文献专业的专业面窄，社会需求量小，与现实联系不够紧密，因而把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取消。

　　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得以恢复招生，得益于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它使久已停止工作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了工作，使已经停止招生的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恢复了招生，还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得以建立。

　　“历史证明，古籍小组和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犹如鸟之有双翼、车之有两轮，共同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和古籍整理的学术研究以及人才培养工作。”杨忠说。

　　造就出古籍出版品牌社

　　资料显示，1958年2月，古籍小组成立时，指定中华书局作为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1958年至2009年，古籍办设在中华书局整整50年。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认为，“在中华书局106年的历史中，真正作为一个古籍整理出版社是1958年古籍小组成立，中华书局作为古籍小组办事机构（古籍办）开始。”

　　历史机遇下确定的古籍小组和古籍办的“血缘关系”，在徐俊看来，古籍小组的60年，是中华书局形成古籍出版品牌的最重要因素。据《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记录，古籍小组与古籍办业务往来很是频繁。比如，1982年3月17日至24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此次会议上，古籍小组委托中华书局筹建专业化的古籍印刷厂。再比如，1982年5月21日，古籍小组向国务院建议影印汉文佛教大藏经，定名《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国务院领导很快批示同意。这一重大出版工程亦由中华书局承担，1997年106册全部出版，并于2004年出版《总目》１册。

　　60年间，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整理出版图书，犹如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执行主编杨牧之所介绍，有《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等大型古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被后人誉为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此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古逸丛书三编》、列藏本《石头记》、《古本小说丛刊》、《明清传奇丛刊》、《全明词》、《全清词》等项目，堪称改革开放以来典范性古籍整理出版成果，也大多由中华书局出版。

　　60年间，古籍小组不仅造就了中华书局，现今同样知名于古籍出版界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受益于古籍小组的规划和指导。

　　据古工委副主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介绍，1958年古籍整理小组成立后，确定了中华书局作为一个专业古籍出版社，同时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后者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

　　“从古籍专业出版社角度来说，得到古籍小组指导帮助最大的是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两家出版社的发展始终与古籍小组的60年一路相伴。”高克勤说。

　　60年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正是承担古籍小组委托的大量项目和规划项目，让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积累了大量的优秀选题、优秀图书、优秀作者，生产能力和编辑队伍也进一步发展壮大，在古籍出版领域也逐渐确立优势地位。

　　让中华文脉绵延不断线

　　“中国古籍总目有20多万种，从这些文化遗产中我们可以看到遥远先人的身影，可以了解他们的思想，感受到他们的情感和智慧，辨认出他们一步步前行的脚印，最终弄清楚中华民族从哪里来，经过怎样艰难坎坷的历程，有哪些光辉灿烂的成就，我们该怎样发扬光大。”这是杨牧之——一位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曾供职于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人，对未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思考。

　　如何让五千余年中华文脉绵延流长？如何使文脉工程对得起后人？曾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现任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李岩建议，古籍出版界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比如，《意见》中提出的“加强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做好少数民族经典文献和汉族经典文献互译出版工作”“实施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都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指明了方向。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对外翻译公司总经理黄松总结了自己在古籍办工作9年的体会。他说，古籍办“组织、管理、协调、服务”八字工作方针，及根据行业特点和发展规律多从业务的角度进行管理，不急功近利重在基础性工作的工作思路值得总结借鉴。

　　徐俊认为，做好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需认真总结60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确立古籍整理的规范，以传承传播为目标，保持原创性、专业性，重点解决古籍出版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高克勤认为，首先要制订未来10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做好传承与传播工作，强化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回望一甲子，前辈的业绩已经凝固成一座不朽的丰碑，值得我们致敬，激励我们前行。展望未来，我们做的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做这个事业，我们无怨无悔。”高克勤的话代表了与会者的心声，也是全国古籍出版人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