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5日,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年选学: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来自海内外6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文选》文本研究”“《文选》学史研究”“《文选》文献学研究”“《文选》与先唐文学史研究”等议题展开讨论。

　　回顾百年《文选》学发展史

　　现代《文选》学的发展已经走过百年,其间虽历经坎坷,但还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现代《文选》学发展进入了历史新阶段,随着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的成立,拥有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平台。

　　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傅刚表示,百年来的《文选》学研究,虽然曾由于各种原因出现过低迷的局面,但因为有罗振玉、黄侃、高步瀛、骆鸿凯、傅增湘等学者的研究,还是显示出一些令人鼓舞的新风貌。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化和学术的任务与目标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文选》,其学术价值重新得到了评价和挖掘。当前,中国正在开展一场民族文化复兴的大业,可以通过对具体的中国古代典籍的学习和研究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坚守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既需要对百年来《文选》学的发展进行总结,也需要对未来《文选》学的走向作出展望。

　　回顾百年来《文选》研究历程可以发现,《文选》学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认为,这种持久的生命力,不但来源于《文选》的研究人员,也来自于中国中古文学研究的大本营,更在于研究人员覆盖老、中、青三代,并建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开阔的视野。

　　对于《文选》的研究价值,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表示,《文选》本身代表了“选学”(指选本之学)的标准和典范,富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的特色;《文选》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经典作品,而历史证明《文选》所选录的作品几乎篇篇是经典之作;《文选》的经典化过程,也是研究中国典籍经典化现象的重要典范。

　　开拓新时期《文选》学研究

　　改革开放带来了学术研究的新气象,《文选》学研究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建立在传统《文选》研究基础上的“新选学”应运而生。

　　傅刚认为,“新选学”的“新”,一方面,体现在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日本、韩国、美国等海外汉学家相关学术成果的引进,以及中国学者与海外汉学家进行的深入学术交流,这都是传统《文选》学所没有的;另一方面,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材料为《文选》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内容、范围和方法。传统的训诂、注释、辞章、音义之学,在新时期则更多体现为理论研究,包括研究《文选》的成书、与文学史以及文学思潮的关系等,即将专书研究放在文学史、学术史、书籍史中去考察。

　　傅刚还提到,新时期的《文选》学研究,一大亮点是版本研究和旧注整理研究。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重新认识,《文选》版本研究自2000年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术界对《文选》的写钞本、刻本、评点本等,都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研究。一批青年学者的加入为这项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潜力,《文选》的版本研究将成为《文选》学研究的重要门类。

　　当代“新选学”研究的迅速发展,推动了“新选学”研究体系的逐渐形成。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志伟认为,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为包括“选学”在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较为宽松安定的环境;现代学术研究观念和方法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积累日趋成熟,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得以广泛运用,拓宽提升了学界认识、研究《文选》的视野和水准;大批《文选》新版本的发现为研究认识《文选》注甚至是唐前《文选》的原貌提供了可能,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此外,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左东岭提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加强《文选》研究者与《文心雕龙》研究者之间的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