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明海英 高莹）6月24日，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大学区域文学与民族文化传承构建青年学者团队主办的“汉唐写本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副院长马淑杰、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于亭、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文新、法国远东学院教授牟和谛、香港岭南大学教授汪春泓、厦门大学教授胡旭等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钟书林主持开幕式。

　　来自法国远东学院、香港岭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与会，围绕中国汉唐写本文献的个案研究及综合研究、中国汉唐写本文献的海外传播研究、中国汉唐写本文献与汉唐丝路文化研究、世界其他民族的写本文献研究、大数据视野下的中国汉唐写本文献研究、区域文学与文化专题研究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写本在文献中有独特形态

　　于亭介绍了自己在研究中古音韵、韵书、字书时发现写本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写本研究大有可为。

　　“早期文明研究与中国源头时期的文化研究是各自为战的。文献学家会用校勘目录的眼光看写本，出土文献专家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研究能证明早期中华文明的材料其实是写本时代的。”于亭说，写本在文献中有独特的形态。提及中国古典典籍、文本、文化、思想和古书的体式的时候，他一直强调常量和变量。比如经学中，《十三经》是个常量，但是文本在写本时代演变的过程中总是充满变量，正是这些变量的存在导致知识被不断地重塑。内容之变导致知识之新，古人努力要克服这个变量，这个努力在刻本时代最大程度地实现了。

　　写本是一个很有发掘前途的领域

　　陈文新指出，写本研究是一个很有发掘前途的领域。

　　“写本本来是印刷史上的术语，我们经常把刻本时代之前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叫作写本时代。但这样一个术语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对于文学的生产、流通，以及文学史的面貌都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这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的一个切入点。而且写本也不仅仅是宋代以前的重要的文学史现象，在宋代以后，尤其是小说领域，这种现象也非常重要。”陈文新说，我们经常把《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看作是在元末明初，但是实际上，我们读到的第一个《三国演义》的刊本是明嘉靖元年的，也就是明代中叶的。我们读到的《水浒传》最早的刊本是嘉靖十年左右，而它比较定型的刊本是明末清初时候才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重点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史》在编写过程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对《三国演义》《水浒传》刻本和写本的不同面貌作出了专门提示。陈文新建议学术界能够有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种现象，并进行深入研究。

　　古文字形体演变中的常见现象

　　在文本的抄写过程中，古文字形体常常发生演变。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磊介绍，“借笔”是古文字形体演变中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既可以借笔划、借偏旁，也可以借字。

　　“在楷书完全定型之后，借笔字依然大量存在于契约等手写纸本文献以及石刻、刻本文献中，甚至在域外文献中也有使用，大部分借笔字是抄手为了书写简便而省去部分笔画。对于一些变化较大的字形，可以从借笔的角度来进行解释。”张磊表示，借笔字广泛存在于各个时期、各类载体的文献，在汉字文化圈的域外文献中也有踪迹可寻。无论是写本，还是石刻或早期的刻本文献，都存在借笔的情况，这是因为后两类文献同样离不开“写样”这一步骤，只要经过手写，就会存在差异，只不过随着宋代雕版印刷的流行而逐渐降低而已。写本或石刻文献中的借笔字，大部分是抄手为了书写简便而省去部分笔画。如果对借笔现象缺乏了解，很可能会认错字形，乃至误解文义。

　　张磊认为，汉字传承渊源有迹可循，不少写本文献中的借笔现象，都能从古文字中找到源头。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古今各个时期、中外不同地域以及各类文献载体。楷书中的“借笔”是为了调整部件间的相对位置，省略某些对整字来说区别度较低的笔画，只有少量借笔字是经抄手设计和安排的，这一现象跟有学者认为的“文化风尚的潜移默化”并无关系。